3.个人希望推迟当前消费的程度。

[36] 许崇德：《社会主义宪政不平凡的历程》，《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对法规、规章的违宪违法审查作了规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学基础（9+1）合作编写：《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总体上来看，这种研究较少关注在中国实行宪政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而往往强调作为手段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甚至宣扬以基督教信仰改造中国民众的心灵结构。(2)只存在一元的法规违宪审查。[55]有学者总结了西方民主发展的先民主，后宪政和法治和先宪政和法治，后民主两种模式，提出民主与宪政法治建设交互并进的思路。但直至2007年《物权法》出台，双方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典马列主义作家关于宪法的论断，维辛斯基关于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定义，被传统的宪法学著作奉为圭臬。特别是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之争的兴起，宪法学界的法律移植主张明显衰落，已经较少看到这个要学英美、那个要学欧陆的直觉式论断。而《渔业法》第七条则规定：江河、湖泊等水域的渔业，按照行政区划由有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

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实践中要么依据规章等低层次的法律规范来管理，要么由党的部门发布文件来管理，如户籍制度、新闻制度、政党制度和社团制度等。地方性法规按照内容可以分为实施性的和自主性的两类。第三，及时修改法律规范。

近来有些学者认为，除上述法源外，行政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也应当作为行政法的法源。由于涉及部门利益，各行政机关之间往往互不相让，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冲突。

这样，对于自然保护区内的渔业，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都有管辖权，二者在执法中发生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法官的正面评价为44.94%，负面评价为26.97%。国务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对多头执法、职责交叉、执法扰民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执法效率和政府形象的领域（如城市管理和文化管理等领域）开展综合执法试点工作。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国务院在我国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决定了其颁布的行政法规交由法院审查也不太妥当。

作为日常性的行政行为，行政执法要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社会现实，仅仅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原则性规定，根本不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行政诉讼法》尽管赋予法院对规章一定的审查权，但是法院仅有权适用或不适用，无权对规章作出合法与否的评价。徐加喜，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如《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企业具备条件的必须进行法人登记。

此规定出台后，很快就引起了争议。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发布决定和命令。

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这其中的抽象行政行为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者改变前，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是有普遍约束力的。

因为根据法的效力的一般理论，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必然无效。如前文所述，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都有规范性文件的发布权，因此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庞大，超越职权以及与上位法相抵触的现象经常出现。作为体制内的人，立法机关从事法律事务和政府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官对行政执法水平满意度值得重视，颇具研究价值。[6]至于根据目前法律的规定，法院无权宣布规范性文件违法的问题，下文将有论述。（5）其他规范性文件间的冲突更为常见。但是在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上，《立法法》依旧束手无策：（1）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第二，法官在行政诉讼中是司法审查者，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有更大发言权，对行政执法的理解有较为中立的观点和独到的视角。二是行使宪法规定的固有职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法律相冲突。

因此，行政机关既作为立法者又作为执法者，依据部门制定的法律规范可能会维护本部门利益。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

参见刘莘主编：《国内立法冲突与立法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在影响行政执法水平的诸多因素中，法源冲突尤其是规章之间、其他规范性文件间的冲突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目前下位法违反上位法且又得不到及时纠正的情况很普遍，很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情况也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很难用法的效力理论来简单处理。但有的学者认为，以是否需要法院审查为标准，解释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视为行政法的法源，除此以外的则不应该视为行政法的法源。[7]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5条、第36条。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行政相对人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损害，有动力要求人民法院审查作为法源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而组织法则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权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有权发布决定和命令。

这样，行政法规就有可能出现三种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况：一是执行法律的行政法规与法律冲突，这时应以法律为依据。这主要是在对同一事项作出规定时，由于权限划分的关系，导致按管理事项的规定与按权限的规定之间产生矛盾。

（一）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尽管我国已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法律体系不是静止不变的，需要在运作过程中逐步改进和完善，这也是从根本上预防、改善行政法法源冲突的方法。在调查问卷发放之前一段时间，上海在公共交通、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等领域发生多起重大突发事件，很多问题的发生均与政府违法办事有关，因此受访者对行政执法评价不高也是情理之中的。

《宪法》规定了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管理行政事务有权制定行政法规，《立法法》又增加了授权国务院就某些事项制定行政法规。如果立法权专属于国家权力机关，那么法源冲突的现象将大大减少。有人认为，既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可诉，那么有强制约束力的行政指导行为就是可诉的。[8]当然，从实践来看，组织法的上述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同一层级的地方性法规之间、地方政府规章之间、自治条例之间以及单行条例之间，由于其效力仅及于所管辖的区域，即使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也谈不上冲突。部门规章的制定主体包括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行政法法源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位法修改了，下位法没有及时跟上，从而导致下位法违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尽管《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作了较大努力，厘清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国家立法权限，规定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大致范围，并初步建立了有关法律文件冲突时的解决机制。